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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0年代，还是个生活并不宽裕的时代。虽然不富裕，但那个时代青岛的春节非常热闹，人们之间走动多，人情味也很浓。随着年龄的增长，每到春节，当年过年的那一段段温暖而甜蜜的情景时常闪现在眼前，又把笔者重新带回那个年代……

　　小时候过年前通常要先刷房子。那时没见有成品涂料，都是把烧过的石灰用一个废弃的大铁锅泡水，泡成白色的浆汁，叫“泛石灰”。后来还有人加上蓝色颜料，经石灰汁稀释后变为白里透着淡淡的蓝色，这样刷出的房子显得更亮堂。

　　刷房子前头一天要泛好石灰。当天一大早，大人孩子齐上阵，把家里能活动的家具全部搬到室外（好在那时大都没有多少家具），然后把石灰水倒在脸盆里，用刷墙的专用刷子蘸石灰水上下刷。当年的人家都是在屋里生火做饭，经过一年烟熏火燎的房子，要刷两三遍才能盖住、见白。刷完晾干，再把家具搬回屋里。这套工序下来，差不多要一天的时间。

　　小时候住的房子二层是吊铺，每年过年前都要用花纸重新裱糊吊铺的顶棚。糊顶棚的纸都是花花绿绿的，老人称这种纸为“花子”，要到云南路的土产店去买。那个土产店和当时很多商店的收款方式一样，在今天看来很特别。一般都是各个柜台上面都有一根长长的钢丝通向收款台。收款台高高的，上方汇集了许多根钢丝。卖货时，售货员把钱和单据夹在钢丝上一侧是木块的大夹子上，“唰”地推向收款台。核对好钱款后，收款员再把找零和单据，夹在夹子上“唰”地推回柜台。大人顾着买东西，我常常好奇地抬头看着头顶上飞来飞去的夹子，感觉像飞驰的电车。那时的收款员到了过年这个时节，一定是忙得焦头烂额。云南路上的布店也是这样的收款方式。

　　买回花纸就可以糊顶棚了。糊顶棚前，通常要把上年贴的花纸撕掉；也有懒的，就着上一层继续贴；积得年岁多了，会形成一层厚厚的纸壳，不堪重负时会脱落。有一次，一位邻居家的顶棚，就在他一家人的酣眠声中伴着陈年的灰尘轰然落下。

　　糊顶棚是项技术活，我这样的小孩只能干些端糨子、扶凳子、递剪子之类的辅助活。我家糊顶棚的活通常都是我父亲的。我父亲心灵手巧，干活相当细致，他糊的顶棚被邻居公认为最漂亮、最平整的。父亲要準备两把扫炕的小笤帚，一把均匀地把纸的反面刷上糨子；一把用于把贴上一角的花纸顺势轻轻扫平，尽量不起褶皱，而且花纹还要对齐。糊好顶棚的房子焕然一新，透着浓浓的年味。

　　当年贴对联已经被当作“四旧”扫除了，但过年家里要贴年画。年画要在春节前去云南路东平路拐弯，红旗电影院对面的新华书店买。那个新华书店平时没多少人，但到了卖年画的时节会人头攒动，几乎挤不动。那个时代的年画是一种特殊的艺术形式，有代表那个时代的强烈艺术符号。在我记忆里，年画的内容大都是讴歌祖国工农业建设成就的、赞颂国防建设的、颂扬人民的、歌颂民族团结的、表现样板戏的、赞美祖国大好河山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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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年，母亲带我和邻居一家一起选年画，邻居家选了《奇袭白虎团》的年画。母亲让我自己选，我选了《首都风光》的年画。回到家小心翼翼地用图钉钉在墙上，经常趴在上面看。当时，我非常向往从未去过的首都北京，非常向往、故宫、人民大会堂等。我到现在还记得那幅年画的样子。

　　我这个年龄上下的青岛男孩，大多都有用攒的零花钱或者父母给的钱春节前买炮仗的经历。炮仗小一点儿的叫“鞭”，再小一点的叫“小鞭儿”。有一种大一点的炮仗叫“大花翎”，是单响的，每个中间都缠一道红纸，显得很喜庆；圆圆地竖着黏合在一起，像苏式冲锋枪的弹夹，有人卖时从上面一个个拆下来。那种离地响一下，飞上天响一下的叫“二起脚”。早些时候还没有魔术弹之类的各色花炮。买炮仗的地方是一些平时卖烟酒糖茶的小铺，尤其是土产店卖的炮仗品种更为齐全。

　　那个时代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不用比价钱，同样的东西在国营商店不会出现不一样的价钱。我和哥哥一般都是买两挂800头的电光鞭，大年三十晚上和送年的时候放；再买上两挂100头的，我们在过年时拆零散了单个放；还会各买十个八个“大花翎”和“二起脚”。小的“大花翎”和“二起脚”二分钱一个；还有一种大的“大花翎”似乎五分钱一个，响得像颗手榴弹，偶尔买过。

　　当年还有一种叫“窜天猴”的小花炮，带一个长长的麦秆；用拇指和食指轻捏，点燃后拖着一条细细长长的烟火“嗖”地划入夜空。另一种叫“滴答纸儿”，火药被捻在细细纸管的下半部分，点燃后“滴滴答答”闪烁着一片连贯的金黄小火星。这两种多是有人走街串巷卖，“窜天猴”一毛钱一大把，“滴答纸儿”五分钱一小捆。“滴答纸儿”多是不敢放炮仗的女孩和三四岁的男孩放，大一些的男孩放这个会让人笑话。

　　有一年春节前，市场三路上有人开着拖拉机卖废报纸卷的白皮土炮仗，单个炮仗有二分钱的大花翎那么大。为了吸引顾客，一遍遍试放，单蹦响，不是很连贯，但震耳欲聋，像炮弹爆炸。买的人很多，但我和哥哥没那么多钱，也不太敢放那么生猛的炮仗，只图看个热闹。

　　我小时候生活艰苦，孩子盼着过年是因为平时吃不到的太多好吃的，过年可以敞开肚皮吃。每年春节前，父亲要做许多好吃的，炸鱼、炸肉、炸藕合、炸茄合、熏鲅鱼、酱牛肉、酱各色猪下货，搁到一个大盆里，等到春节时再吃。我常常忍不住，自己偷偷拿出来吃一点。

　　父亲晚年物质丰富了许多，但他受病痛折磨，身体已经日渐衰弱，每年春节依旧亲自忙年，谁都劝不住他。为了让他少忙活，我特意买回家很多现成的酱货。可他还是执意自己买材料、自己做，并且认为家里人和亲戚们吃惯了他做的味道，买回的这些不合口味；还认为过年的乐趣就在“忙年”上，不让他忙，他更难受。我们也只好依了他。

　　过年时还要蒸好多枣饽饽，还要做一个很喜庆的大枣山，一个表面嵌满红枣的大饽饽。枣山因为太大，要分成上下两部分蒸；蒸好合在一起就是一个上小下大的枣山。母亲还会做龙形馒头和小刺猬馒头，用剪刀剪龙鳞和小刺猬的刺，再用绿豆做它们的眼睛。蒸馒头时满屋子弥漫着一股热气腾腾中甜甜的枣香，那忙碌的景象透着浓浓的年味。

　　年前，我和哥哥还会在父亲的指导下，分别炒上一锅花生和瓜子。为了让花生和瓜子受热均匀，防止炒糊，要放在洗净后的粗盐粒大小的小石头中炒，有时也直接用粗盐粒炒。母亲还要炸上一大笸箩麻花，那香甜酥脆的味道，现在想起都忍不住流口水。

　　过年的饺子自然是精心调制的，包好还要盖上粉红色的纸。姥姥和母亲会把几个一分、二分的新硬币放到锅里煮过，包到饺子里，还会包几个糖饺子。谁吃到带硬币的就意味着发财，吃到糖饺子就意味着生活甜甜蜜蜜。姥姥和母亲经常把这样的饺子做好记号，专门盛给我和哥哥。

　　过年对孩子来说，另一个巨大的诱惑就是新衣裳。印象中，那时孩子们平时极少穿没补丁的衣服；尤其是裤子，除了膝盖和上有补丁外，很多裤脚都接了一截。那时的孩子兄弟姊妹多，衣裤只要还能穿就互相传递。我姐姐的一件条绒外套传给了我哥哥，我哥哥又传给我时，胳膊肘的地方已经磨得几乎呈网状，碰一下就碎了；母亲补过后，我又穿了一两年。

　　过年的新衣服要等到大年初一才能穿，过了春节要洗干净放起来，正式场合才能拿出来穿。我们小时候棉布比化纤的布料便宜。我过年的新衣裳都是蓝色棉布衣裤，款式很简单。裤子总是肥肥大大的，上衣是两个口袋的翻领褂子。小时候过年能穿上一双新的绿解放鞋或是一脚蹬的黑布单鞋就很不错了。因为孩子常疯跑，而且脚长得快，常常用不了一年就露脚趾或者破破烂烂了。

　　大年初一，穿上新衣新鞋走出家门，地上总有一层厚厚的炮仗皮，红红的一大片很是喜庆。初一早上家里总是迎来送往，拜年的一批接着一批，各家各户不停地传出欢声笑语。无论到谁家，主人总是拿出糖、瓜子、花生、麻花热情招待，大人之间还要敬烟。按照老人的规矩，大年初一这一天是不能扫地的。老人认为扫地会扫走财运，满地的花生皮、瓜子皮象征着兴旺。

　　每年大年初二，亲戚们都到我家团聚，这是我姥爷姥姥和父母很高兴的一天，也是他们表达亲情的方式。尤其是我擅长烹饪的父亲，这是他大显身手的机会。只是地方太小，二十多口子人挤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里，虽然其乐融融，但有时感觉连插脚的空间都沒有。吃饭的时候，十多个大人围挤在楼下大桌，十多个小孩儿们挤在吊铺上，坐着小板凳围在小桌旁，楼梯上穿梭传菜。这样的情景现在怕是难得一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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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幕幕老青岛春节的热闹情景，宛在昨日，恍惚间已是40多年前的旧事。人生易老，我也从懵懂少年到了天命之年。同当年的物资匮乏相比，今天的物质生活真是有沧海桑田之叹。现在日常物质的丰富程度，即便是昔日春节也没法比的。所以，人们感叹现在年味淡了、过年仪式感没了，其实这些都很正常，因为我们现在平时过的日子，比过去春节都要好得多。社会总是发展的，我们现在回忆过去的美好，现在的孩子长大了也同样会回忆现在的美好。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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