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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假作为一种休整和调剂，早已进入了古代官吏刻板的生活之中。史称“汉律五日一沐，晋令一月五给(急)。”相传又有休谒、休诸、从吉、休沐、请给长假等诸多名目。隋唐定令三十卷，假宁令为其中之一。源自于唐令的日本养老令释义释假宁为：“假者，休假，即每六日(按唐为十日)并给休假一日之类是也。宁者，归宁，即三年一给定省假是也。”

　　而据唐史料记载，则假宁令本身大致可分为两部分内容，即包括节日、旬休等在内的例行休假，与以婚丧、祭扫等为主体的事故假。其中节日、旬休等所占比重极大，也为官员的生活增添了不少乐趣。

　　据说至少在汉宣时，已有夏至、冬至各放节假五日的规定。《后汉书》志五《续礼仪志中》称：“冬至前后，君子安身静体，百官绝事，不听政，择吉辰而后省事。”据说这一日还要“休兵，不兴事，闭关，商旅不行”，以应“阴阳气微”之变。蔡邕《独断》也有“腊者，岁终大祭，纵吏民宴饮”之说。可见由于重节气而放节假，自古已然。而由于各地风俗不同，节假的名目也就愈增愈多。《类说》卷41引《番禺杂记》称：“岭表所重之节，腊一伏二、冬三年四，”隋唐的节假大概就是吸收了古代传统与各地风俗。

　　所以《唐六典》卷2记唐开元假宁令规定说：“元正、冬至.各给假七日；寒食通清明四日；八月十五日、夏至及腊各二日。正月七日、十五日、晦日、春秋二社、二月八日、三月三日、四月八日、五月五日、三伏日、七月七日、十五日、九月九日、十月一日，立春、春分、立秋、秋分、立夏、立冬，每旬、并给休假一日。”

　　这就是说，民间所重视如元日、冬至、上元、寒食、七夕、中秋、重阳及春秋二社与许多重要节气日都须放假。但时日多少各不相同。其中“元正，岁之始；冬至，阳之复，二节最重”，故给假多至七日。而元正之节，又包括除夕在内，送旧迎新，格外隆重。所以白居易有“共知欲老流年急，且喜新正假日频”的诗句，即道出了其时年节多休的喜悦。其次由于玄宗开元二十年(732)五月癸卯下令“寒食上墓，宜编入五礼，永为恒式”，从此“寒食扫墓，著在令文。”文武百官，凡有墓莹在城外或京畿内者，便可以“任往拜扫”。

　　而为了给官民拜墓以方便，故规定“寒食通清明(给假)四日”，大历十三年(778)敕改五日，贞元中更增为七日，成为唐五代每逢春季的一个大节。其他节假虽无此之多，但也同被遵行。惟德宗时以为“以晦为节，非佳名色”，故因李泌之奏，改定二月一日为中和节，取代正月晦日，并与上巳、重阳合为三令节，成为唐中后期宫民宴乐游赏的盛日。

　　除了民间传统的节日，二月八日和四月八日作为佛诞日的休假也被正式纳入开元假宁令，这可能与武则天以后推崇佛教有关。而道教相比也不逊色。玄宗以老子称元元皇帝为唐始祖，故天宝五年(746)因李希烈所奏，将每年二月十五日定为道诞日也放假一天。

　　玄宗开元十七年以后，皇帝的降诞日被命名为千秋节，“著之甲令，布于天下，咸令休假。”天宝七载，改名为天长节。此后直至五代，皇帝大都有名称不同的降诞节，诞日的休假一至三日不等，其庆寿与宴赐活动常常是隆重而热烈。

　　节日在唐朝由于是官民同庆，所以民间的居作此时也多休止。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1记开成四年(839)正月一日甲寅，“是年日也，官俗三日休假，当寺有三日斋。”其书卷4还记载了会昌五年(845)由于未按令式规定，对为朝廷做工的“筑台夫每日三千官健”给假放出，以至遭到怨恨、几乎造反的事。据说当时“皇帝惊怕”，只好以每人赐三匹绢、放三日假，以示安抚了事。

　　可见节假在官民心中的地位。一-些节假甚至给到奴婢刑徒。《唐六典》卷6记对“官户奴婢，元日、冬至、寒食放三日假”，而刑徒腊日、寒食也给二日假休息。节假日官衙自然更要停止一般的公务，所以官民至节假便可依照民俗，尽享其欢乐。

　　不过作为官员，节假也必须参加朝廷或官衙举办的国事活动及庆典，如京城元日、冬至的大朝会、“大陈设”，冬至等日的祭祀、郊天活动。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1还记述了地方于冬至日的拜官之仪。而四时佳节的官私宴会、游赏更是官员们假日生活中最有兴味的内容。特别是宴赏常常伴之以走狗斗鸡，歌舞赋诗，更使官员们情趣盎然，乐而忘返，开元中，由于皇帝的亲自提倡，使这类活动也扩大到了旬休。

　　旬休是节日外官员例行的休假。所谓号“一月三旬，遇旬则下直而休沐。“也即十日一休。旬休明显是渊源于汉代的““每五日休沐止谒亲”及晋令的“一月五给”。 不过“一月五给”，是“有急假一月五急，一年之中六十日为限”，似乎还留有临时性的特征。《书》卷195《孝友传》记隋末张志宽“后为里正，忽诣县称母疾求急。”便尚有其遗意。而旬休相比却更为固定。

　　《隋书》卷9《礼仪制四》记后齐制“学生每十日给假，皆以丙日放之。”隋制也是“学生皆乙日试书，丙日给假焉。”说明旬休早已有之。”

　　但具体官吏的旬假，却是唐时始见。《唐会要》卷82：“永徽三年二月十一日、上以天下无虞，百司务简、每至旬假，许不视事，以与百僚休沐。”则至少高宗朝官吏旬休制已完全落实。

　　不过开元中期以后，旬节的宴乐却似乎更多地取代了雅致的休闲，史称其时国家强盛，“海内富实”，“天子骄于佚乐而用不知节”、，宴游活动也为皇帝亲自倡导，大事铺张，开元十八年正月二十九日敕，“令百官不须入朝，听寻胜游宴。

　　卫尉供帐，太常奏集、光禄造食”，自宰相朝官乃至外州朝集使“皆会焉”，从此一发不可收拾。不仅假日“赐钱造食，任逐游赏”，置所谓“检校寻胜使”以助兴；开元二十五、二十六年还连续下诏“百司每旬节假日并不须亲职事”，“美景良辰任百官追胜为乐”。

　　《资治通鉴》卷213记开元二十八年二月癸酉，“初令百官于春月旬休憩，选胜行乐”，自宰相至员外郎，凡十二宴.各赐钱五千缗。“上或御花萼楼邀其归骑留饮、迭使起舞.尽欢而去。”时公私园林、乐游原、曲江池都成为游览胜地。特别是曲江池，“唐开元中、疏凿为胜境，南即紫云楼芙蓉苑，西即杏园慈恩寺。花卉环绕、烟水明媚。”每至上巳、寒食、重阳等节及百官休之日、无不是士女如云，车马若狂，显示了盛世的太平风光。

　　安史乱后，享乐之风不得不有所衰歇、例常节假也不能有所保证。但“诸司或以事简，或以餐钱不充”，竟将“分日入朝”改为“间日视事”(即隔日办公)，实际上减少了办公时间。而战乱一旦平定，节假也随之恢复。

　　代宗大历十四年(779)下令七月十五日中元节“宜准旧例休假”三日。德宗建中因对藩战争，官民宴会不得私自举行。贞元元年五月，“以兵革渐息，夏麦又登”，诏令朝官有假日游宴者，不须再经京兆府奏报。当时皇帝诞日的庆典已如常进行。贞元五年中和节的颁布更倡导恢复了假日宴乐活动。

　　《旧唐书》卷13《德宗纪》记贞元十四年二月戊午“上御麟德殿宴文武百僚”的盛况：“初奏破阵乐，遍奏九部乐，及宫中歌舞妓十数人列于庭。”是日奏御制中和乐舞曲直至日宴，德宗又亲自赋诗，百僚颁赐有差。中和节的宴会无异一声令下，当时中央的宴会也己推广到地方：“洎四方有土之君，亦得自宴其僚属。”官员的假日生活也比较轻松。宪宗元和二年(807)二月，宰臣奉宣，百官士庶等亲友追游、公私宴会如须昼日出城饯送、都不用再经请示奏报，“自今已后，各畅所怀，务从欢泰。”

　　时朝廷对百官不仅“旬节已赐归休，常参又许分日，一月之间，才奉十日朝参”，而且寒热雨雪，也“皆蒙颁放”，可见随着政治安定，不但旬节恢复正常，官员公事也有所松懈。唐后期以至辍朝日百官都不必入朝，所以一年中倒有不少时日是无须办公的。尽管如此，旬休仍为唐人所看重。旬休惟有急务暂停。

　　大和五年(831)二月戊戌，宦官王守澄状告宰相宋申锡谋反，“是日，宰相路隋、李宗闵、牛僧儒、宋申锡旬休在私第，悉闻命赴召。”此事明显是王守澄利用了宰相旬休不在朝的机会发动政变。

　　节假日当直期间，大约一般公务都是尽量少办的。据学者就《唐大诏令集》中有明记日次的诏令统计，每月十日、廿日、卅日比较前后日发敕数稍少，恐怕即与旬假有关。《唐会要》卷82还记载了一件因旬休当直发生的纠葛。

　　开元二十年九月二十一日，是当直的中书舍人梁昇卿私忌。按规定二十日晚即可回家。“即令传制，报给事中元彦冲，令宿卫。”但此日彦冲以旬假正在家与亲朋宴聚。醉中与前来通知的异卿相诟骂，结果当夜便不去替直。“其夜，有中使黄敕，见直官不见。回奏，上大怒，出彦冲为邠州刺史。”但彦冲赖与新昌公主有亲，反诬昇卿不报，事遂以异卿被出为英州刺史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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